李晓红，杨俊芳 | 1939年马华抗战电影运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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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马华抗战电影运动研究

作者简介

李晓红，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戏剧与影视学方向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第八届戏剧与影视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戏剧影视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福建省文化名家（福建省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厦门大学戏剧影视与艺术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福建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厦门市电影家协会主席。

杨俊芳，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摘要：抗战爆发后，为了配合抗战筹赈活动，马来亚华侨开展了一系列文化救亡运动，其中1939年的“马华抗战电影运动”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该运动以支援祖国抗日为出发点兼顾扫除落后电影、崇尚进步抗战电影的任务，实现对马来亚电影市场上中国电影的肃清与整顿。在复杂的政治文化背景交融与助推下，这场电影运动也产生了更为深远的意义：该运动最大范围、最大限度地发展了马华抗战统一战线，该运动确立符合马来亚华侨的抗战电影艺术特征为大众化、战斗性和政治性，华人华侨通过观看中国影片实现启蒙自我，参与救亡祖国。

关键词：马来亚；马华抗战电影运动；抗日；救亡；启蒙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电影人积极参加抗战救亡运动。全国精神总动员以及各种电影活动广泛开展。在同时期的东南亚，众多华人华侨也借由中国电影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但是学界对这一问题研究不足。笔者通过挖掘当时的文献报刊史料，试图还原1939年马华抗战电影运动的历史面貌并揭示其重要意义。

一、马华抗战电影运动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发展进程

英属马来亚简称马来亚，它的范围包括今天的西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一地区从16世纪开始一直被西方殖民者占据，20世纪初成为英国殖民地。二战爆发前,英属马来亚共包括三种类型的政体：海峡殖民地（包括马六甲、槟榔屿、新加坡、威斯里省)、马来联邦（包括霹雳、雪兰莪、彭亨、森美兰四州）和马来属邦（包括丁加奴、柔佛、吉打、吉兰丹、玻璃市）。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大量引进中国劳工和印度劳工，从而形成了以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三大种族为主，还有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多元民族社会。华侨主要集中居住在海峡殖民地和半岛西部的“锡和橡胶地带”。

1937年，“七七”事变震惊了海内外华人。马来亚华侨慷慨激昂，不胜愤恨，纷纷由汇款改为捐输充作赈济伤难。鉴于此，马来亚成立了星华筹赈会与南洋华侨筹赈总会以开展筹赈抗战活动。1938年，筹赈会从单一地向外募款发展为利用文字、社团演讲、分贴标语、演剧等救亡宣传形式来筹款，救亡宣传渐显成效。1939年，马来亚抗战运动达到了一个新高潮。3月间依照中央通令，全马筹赈会举行第二轮抗战第一次宣传周，“以反击敌人建立‘东亚新秩序’为内容，热烈的情形，为前此所未见。1939年4、5月又发动精神总动员宣传周，动员所有华侨以及华侨资本，提高马华抗战意识”。

华侨人口以闽粤两省人为最多，所以在马来亚，闽粤语比普通话更普及。同时马来亚华侨识字率低，“处在抗战的现阶段，文盲约占十分之七……要使文艺深入群众去，不能拘泥于单样性的写作”。而兼具大众性与通俗性的电影就成为马华救亡运动的重要武器,“电影，是最通用于战时的民众教育工具……可以充分表现侵略者的暴行，和宣传我国神圣底意识”。抗战电影的被强调，是建立抗战后方文艺的需要，也是“民族革命战争伟大的现实课题”。

上述原因推动1939年的马来亚诞生了一场马华抗战电影运动：以马来亚为主要阵地、以中国电影为武器、以直接参与筹赈或者配合筹赈宣传为目标，涉及电影公司、片商、电影院、演员、影评者以及观众等众多与国产电影相关人员的文化活动。该运动主要发展进程包括了宣传期、筹赈期以及收尾期。

马华抗战电影运动的宣传期（1939年3—7月）主要是从思想意识上推进电影界力量。3月19日，马来亚电影评论家那威在《星洲日报》上发表《抗战电影运动》一文，这是马来亚报刊首次提出具有马华特色“抗战电影运动”的说法：“今天，我们更加体会到电影运动的坚持和扩大阵地。”5月，《南洋周刊》为推动马华戏剧运动而专门开辟戏剧与电影专栏，并特约那威等数名马来亚文艺家撰文，发表于5月8日的《抗战电影运动的进路》正式拉开了马华抗战电影运动的帷幕。6月，“马华电影工作竞赛”活动开展，7月，文艺通俗运动开展，提倡用电影来宣传抗战。总之，3—7月，该运动在思想意识层面上对全国的艺人、影商、电影统制者、电影批评者等电影群体提出具体问题与改进措施，继而推进到马华电影工作者。循序渐进，为马华精神总动员打下坚实的基础。

1939年8—10月是马华电影运动的筹赈期。马来亚大量从中国引进抗战电影，并为纪念“九一八”以及庆祝“双十国庆节”而开展一系列电影筹赈会活动。电影筹赈主要分为平时各地的筹赈活动与星华筹赈总会领导的南侨代表大会电影筹赈两类。前者开展群体为各地筹赈会、社会团体、学校等，如武吉班让筹赈会、哥踏丁宜惠侨救乡会、古来惠侨救乡会、石叻班让筹赈会、庇朥筹赈会、居銮惠侨救乡会、森华教师联合会、居銮培英学校、星岛公学、洪水港善友社、邵仁枚管辖四戏院和侨民电影戏院等都有参与电影筹赈活动，这些筹赈活动多选映来自国内的抗战电影并将所得票款交给各部筹赈会。如：邵仁枚将其管辖下的四戏院（皇宫、大光、华英、中山戏院）在7月7日放映抗战片的收入四百九十八元二角叻币全部交给星华筹赈会；8月15日晚，哥踏丁宜惠侨放映影片《战乱哀鸿》筹得款项五百叻币以上；10月22日晚，居銮培英学校联合建国戏院放映佳片，该校董事积极认捐，最终全校售得千余元筹款。其中一些活动也会放映当地华侨拍摄的新闻片，如10月2日，吡华筹赈举行国民精神总动员月会中放映杜荣和所拍摄的南侨机工回国及游艺大会影片，同日，太平筹赈会妇女部也放映此片来筹赈。这些社会团体筹款能力较强，但是由于筹赈活动分散、各自为政，从社会影响力来说，影响范围比较有限，其效果不尽如人意。由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大会委员会发起的南侨大会电影筹赈活动，则是本年电影筹赈的重点活动，其有组织有计划的筹备与施行，以及长时间、广范围的宣传与动员，加上各帮有权威的侨领亲自筹赈，最终使得筹赈成果斐然，成为马华抗战电影运动直接参与并推动抗战筹赈的最佳范例。

1939年8月29日，为了纪念“九一八”事变八周年，“吾国抗战胜利日益接近之际……而我海外华侨更当奋其精神能力，慷慨捐献，遥为祖国之助”，新加坡华侨筹赈难民大会委员会（即星华筹赈会）在《南洋商报》《星洲日报》《总汇新报》等报纸上特别发出通告：“在各大电影戏院，开映去年南侨代表大会拍制之开会有声影片，以代卖花筹赈。”通告中所提及的南侨代表大会电影是由马来亚本土人员在新加坡摄制的有声影片，其意义非凡。影片主要记录1938年南洋华侨召开南侨代表大会的实况，诸如南洋各属代表云集于大会的盛况、隆重的典礼仪式、菲越港暹荷英各属侨贤登台演说、高凌百总领事训词、陈嘉庚主席致词、名家贤者发言等场面。星华筹赈会认为此次大会中所表现的爱国与团结精神，以及用电影记录大会实况是“抗战期间海外华侨破天荒之盛举”。所以放映该片，“比起同时期其他有声电影及各种剧艺玩技，自觉另有一番气象，出钱购券，事属爱国，又与消遣娱乐不同”。通告中还预定于9月18日、19日两晚在大坡的华英、皇宫、东方、大西洋以及小坡的光荣、光华、曼舞罗、大光共八家戏院上映该影片。从8月28日开始的一周内，星华筹赈会发动各帮侨领联合出发劝售名誉券。所谓劝售名誉券，是依照马华原有节日卖花劝售的方式将电影券以高价劝卖给马来亚的殷商富侨，以示后者对祖国抗战的支持。29日当天，星华筹赈会重要组织者如侯西反、吴胜鹏、邓古悦等侨领开始劝售名誉券，其成绩卓然：“陈贵贱叻币一千元，新成昌火锯，松林火锯，新南昌火锯，广福昌火锯，和信公司，以上各叻币五百元，金福昌火锯，周永泉，以上各叻币三百元。”8月31日，黄奕欢、周献瑞、蔡宝泉、杨继文诸先生复出劝售名誉券：“殷商富户，皆甚踊跃，且皆为叻币，结果如下，大通有限公司六百元，胡文钊，新益美各五百元，吴清浩，福兴各三百元，本次共叻币二千二百元，合以前共一万零七百元。”9月6日，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欧洲战场上英国对德开战，星华筹赈会认为“此次英国对德开战，纯为反对侵略，主持正义起见，吾人既绝对拥护，则筹款赞助，势所必然，本联席会议，举行义捐”，即当务之急是为英国进行筹款，支持英国对德作战，所以“九一八”电影筹款事宜推迟，其电影放映也改期到双十节的10月9、10日两晚。当天的会议上，星华筹赈会主席陈嘉庚报告“九一八”电影筹赈名誉券已经卖出叻币一万一千元。此后的17天里，星华筹赈会各侨领继续向富商劝售名誉券，至9月23日，名誉券共售得一万六千九百元。

9月25日，进入了名誉券与普通券并售的阶段。不同于名誉券的无定价，普通入场券分为三种：一号券每张五元，二号券每张三元，三号券每张一元。星华筹赈会致函各帮募捐委会，函中检附名誉券及普通入场券若干张，并请各帮“分配至该帮社团，预行售出，以裕赈收”。除此，还有蒋介石挂壁圆形石膏金色白色两种，与电影券一起劝售。此石膏像分金色、白色两种，每面约十英寸大，定价金色最少一元，白色八毫，多惠益售。此后，福帮率先开始行动，9月26日，由福帮主席陈嘉庚主持的劝售影券会议召开，其在怡和轩三楼召集福帮十组并邀合洛律区南区第二特区分会主任共同探讨。会上当场分发票券，计福帮十组，“五大组各一千二百四十元，五小组每组领去九百二十元，南区领去一千二百四十元，合洛律区领去九百二十元，第二特别区分会则领取一千九百二十元，蒋委座石膏像各组取去像样办一个招卖，登记后来会报告，即行送出”，当日福帮各组共领销一万四千九百余元。此后，客帮、潮帮、琼帮、广帮等侨帮均发动各自社团，分头劝售南侨大会电影券。客帮的劝售方案为：由客帮主席根据该属社团大小分发赈券数量，同时让社团负责派人劝售蒋介石圆式石膏像。潮帮则将所属社团分为三队：大坡甲区一队，乙区一队，小坡区一队，三队分别出发劝售。琼帮将劝售事宜直接交卖花特别队，将双十卖花与劝售影券同时展开。广帮做法与琼帮类似，由募捐委员会各区职员提前出发劝售电影券与诸种特别花。

除了各帮分会发售各种券，南侨大会还联络放映本次电影的八大戏院临时发售门券。电影开映前为售卖更多影券，特意制定优惠门票。如：10月8日，将开映门票一律减价优待，票价分别为：厢房连一号位每票一元，二号位五角，三号位四角，四号位三角。10月9日，该片先在大光、光荣、大西洋、皇宫四戏院分为上下两场放映，“侨众前往戏院参观者，为数颇众云”,观众对该片颇为赞赏，“诸般场面，至足令人振奋，如嚼陈果，大有回甘之味”。10月10日，该片继续在中华、中山、东方、华英四戏院放映（分为上下场），观众依然踊跃。在此两晚中，“吾侨各界士女前往观映者殊行拥挤，后至者皆有向隅之叹”。根据放映之后的统计，此次南侨大会电影筹赈活动共售出叻币二万七千零十元名誉券。

10月之后，密集的抗战电影活动渐渐淡出舞台。但是通观1939年，国产电影或配合抗战宣传，或直接参与抗战筹赈，已经成为马华抗战文化运动的重要途径。1939年马华抗战电影运动以支援抗日救亡为出发点，逐步兼顾扫除落后电影、崇尚进步抗战电影的任务，并获得了一定的成果。

二、马华抗战电影运动的成果

马来亚华侨观众将祖国生产制作的电影统称为国片，20世纪30年代，国产有声电影进入马来亚，有声国片包括国语片、粤语片以及闽南语系电影，但是占有马来亚国片市场的主要是粤语片与国语片。在马来亚放映的国语片多产自上海，题材既有神怪武侠、低俗艳情等类型，也有家庭、女性、社会等多种题材，此类影片中有对反封建的呐喊，有对人生意义的问题探寻，更有思想的觉悟。而此时期在马来亚上映的粤语片多为神怪武侠等类型的古装片，题材多来自中国古代神话故事或者流传度甚高的华南弹词曲种《木鱼书》。1939年，马来亚的电影市场日益兴盛。从新加坡来说，“国泰”戏院的完成，引起民众的热情与关注。相比上一年，新加坡又增设了星期六夜半场，有些经营日戏的影院也是空前热闹。从新加坡放眼到整个马来亚，在重要市区或者山巴小埠都设立了电影院。马来亚电影市场形成了以外国片放映为主，国产片占比较低的总体格局。而国片市场上又以邵氏与东亚两家公司独大，垄断造成马来亚国片市场上粤语片与国语片比例极度失衡。且粤语片多为质量低下的封建落后电影，少有进步意识的抗战电影。面对国片整体质量低下、封建迷信色彩比较浓郁的粤语片占领马来亚国片市场的状况，马华抗战电影运动提出“加紧电影工作，来配合着新阶段的抗战动员”的总体目标，并最终实现对国片制作者、国片经营者以及国片接受者三大群体的批判与动员。

（一） 国片制作者

在马华抗战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展开时，马来亚众多文艺者认识到：“电影根本未尽战时应有职能。总有闪露光芒，亦不能弥补消极，怠工，动摇，甚而至于反动，腐败之过，这是抗战时期后方文化阵线的散漫。”所以，1939年的马华电影运动，首要的就是指出当前马来亚市场上的国片所存在的问题：第一，借着抗战的题材，而嫁接一些东拉西扯的故事，最后配一个响应抗战的结尾来吸引观众；第二，将抗战前所拍摄的影片新加上一个光荣的尾巴，充作新片；第三，从片名到内容同质化严重，千篇一律，形式、演技等均出现大量雷同；第四，主题不够宏伟，总是谈一些儿女私情；第五，封建迷信与落后的古装影片依然存在。本次电影运动不仅提倡抗战电影，更重要是反对低级趣味，与过去充斥马来亚的庸俗、落后影片划清界限，以实现“帮助文化运动的推进工作，加强抗战活力”。

随着马华电影运动的号召，电影竞赛运动的开展，国片制作者也在转变其思路。一方面，曾经生产劣质电影的制片家开始提升电影质量；另一方面，大后方不断拍制优质电影，并被输入马来亚，如重庆的中央电影摄影场与中国电影制片厂出品的优质国防与抗战电影在马来亚卖座上佳，颇受观众喜爱，“凡‘中央’出品，无论新闻片，部头片在南洋都归他们公司所属影院首先放映”。1939年抗战电影运动对国片制作者的高要求使得1940年的马来亚国片市场上集中出现《孤岛天堂》《中华儿女》《黑天堂》《精神总动员》《好丈夫》《八百壮士》《小广东》等一系列优质电影。这些优质国片不仅提高了侨胞的电影欣赏水平，也起到淘汰市场上的低级趣味影片的作用，最终促使国片制作与放映实现正向循环。

（二）国片经营者

1939年，马来亚的电影市场从院线到片商都陷入生意眼的怪圈，因此国片经营者的“生意眼”也成为本次电影运动最集中批判的方面。马来亚国片市场上以粤语片为主，而粤语片的映权基本掌握在邵氏手中。邵氏操控马来亚电影市场上的影片放映，其多选映本轻利重的粤语神怪电影，而较少放映优质高价的国语片。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应付侨胞对优质国语抗战片的旺盛需求，邵氏甚至仿制国语片。“国语片有足资号召者，他们在香港就粗制滥造一部，而在国语片到新加坡以前，将自己的片子在四五家戏院同时公映，譬如上海有《木兰从军》《一夜皇后》，他们就拍《一夜两皇后》和《花木兰》，这一来，遂使国语片营业大受打击，于是不得不委曲求全，以发行权委诸他们。”

针对上述情形，马华电影运动明确提出：“马华片商应当积极选映抗战影片……工作起来，完成抗战电影任务。”该年所举行的电影竞赛运动，也更多地针对马华的片商：“使广泛的影片公司都参加到这运动来工作。”抗战运动背景之下，马华侨众对于优质国防电影以及抗战电影的渴求，使得国片成为主流。马来亚各大戏院都争相放映优质国片，此前“并未映过国语影片”的邵氏公司迅速调整经营策略，选购并上映国语片：“华南电影届动员拍制之《最后关头》，敝公司竟以最高标价购得，贡献于吾侨，前后放映国防片如《八百壮士》《血溅宝山城》等不下数十部，尤以中央摄影社实地拍摄之《绥远大血战》《今日之中国》《抗战特辑》《台儿庄大血战》等片，敝公司以迅速快捷之方法，作极力推荐。”为了迎合更多侨胞与外国观众，国片还专门配了中英文字幕，“如今一流戏院把中国片与西片同样地视为主要商品了，因为要把国片给洋人以及不大了解国语的侨胞欣赏，所以从《貂蝉》开始，每张片子上另打中英文的字幕，业已实行者有《貂蝉》《木兰从军》《武则天》《孟姜女》《歌声泪影》诸片”。

优质国片在马来亚的受欢迎不仅拓展了国片在马来亚的整体份额，也引发马来亚国片市场的动荡。这一年的电影救亡运动发挥出强大的政治力量促使片商与影院改变经营策略以适应新的市场需求，以邵氏为代表的马来亚电影从业者改变以往重粤语片轻国语片的行为，刺激更多资本与劳动力的进入与退出，形成国片市场的新型竞争格局。

（三）影片接受者

在马来亚，由于影片制作者以及大部分影片公司与观众不在同一场域，所以影评的作用似乎微乎其微：“影片是由祖国来的，影片公司是在祖国，尽管您怎样地批评，督促，他们是否能接受。事实上，多数影片都只能为自己影业打算盘，那里管得批评界的督促，所以目前的滥制粗造的影片，仍旧是在多量的产生。”任凭进步影评者的一再努力，都无法推动影业良性发展，“尽管批判是怎样的正确，总是不到效果”，甚至出现了“影评人推荐的影片是很难卖座，反而，影评人骂倒的影片是一定卖座”的情形。出现这些情况，原因大概有这几种：首先，马来亚的影评没有建立影评战线与基点。拿新加坡来说，至1939年，也只有《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和《星中日报》这三种报刊设有影评专栏。其次，影评家虽然在努力推进，但是他们的理论和电影实践相脱离。“影评人没有做到真正的督促的工作，他不能把正确的理论灌输到观众中间，使观众自己起来要求自己的影片，而给予播毒的影片以一种有力的打击。”马华抗战电影运动不仅指出马来亚国片的弊端，同时也给马来亚国片指明了新的方向。

马来亚抗战电影运动不仅要求文艺界坚持电影批评，还呼吁更多华文报刊设影评专栏。1939年6月4日，《总汇新报》（新加坡）紧跟影坛步伐，开设《影城》栏目并专门介绍或者评论中外电影。马华文艺界要求影评者以诚恳的批评态度，“说服一切落后的影片商人，提高他们的警觉性……指出他们过去的错误，我们要使他们知道这些影片对抗战力量的影响和削弱。同时，我们还要明白的告诉他们，现在广大群众所需要的是一些积极向上的影片，而这些影片，一样的也可以是他们赚钱，使他们营利，请他们不要自私自利”。在上述方针指导下，马华影评人纷纷拿起笔杆子进行批判工作。同时，马华抗战电影运动要求影评界建立正确的批评，反对公式化的影评，“对于影片的内容、形式、演技，都要有着提高战斗艺术而给以批评指示正确的路线，促进映出表现的艺术”。

本次电影运动中，马华文艺界通过对制作者、经营者与接收者的批判，实现“在量的增加和质的不断提高下支持这运动”。与此同时，电影运动对电影商业产生推动作用，不仅拓展了国片在马来亚电影市场上的空间，也形塑了新的马华国片市场格局。对于居留于马来亚的侨众来说，“华侨是民族的一部分”，其精神归属依然是祖国，“华侨在此地有着巨大的资力，巨大的人口，与巨大的力量。为祖国国难深重，祖国的同胞正被敌人屠杀，祖国的土地正被敌人抢掠，祖国的文化正被敌人摧残，祖国的城市乡村正被敌人轰毁的当儿，我们——华侨，是何等的愤怒，我们要如何尽国民一份子的责任，把一切的财力、人力、物力，去贡献给国家，作政府抗战的后盾”。尽管国家对于华侨并没有提出具体任务，“没有针对马来亚特殊环境指明宣传对象与方针，可是，文化工作者却站在个人自己的岗位尽力最大的责任来宣传抗战”。马华文艺界配合抗战发起马华抗战电影运动，而普通侨众也通过购买筹赈影券、观看抗战电影等形式来参与抗战电影运动。这场以国产电影为载体的文化救亡运动，是祖国抗战救亡运动的一部分，其目的是“唤起马华侨众救乡救自己的热情，使他们明白救国即救自己的利害关系，进而在‘救国救乡，必须团结’的最高原则下，不分阶层，帮派，团体，及信仰，一致团结起来，巩固并扩大马华救亡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援助祖国抗战到底。”而最终，该运动也实现了通过对国片市场的肃清与整顿来建设健康的祖国文化，间接实现挽救祖国的目的。

三、马华抗战电影运动的意义

1939年的马华抗战电影运动，因为配合抗战筹赈而缘起。然而，在复杂的政治文化背景交融与助推下，这场电影运动已经不仅限于服务抗战筹赈，而产生了更为深远的意义。

（一）马华抗战电影运动极力发展马华救亡统一战线

马来亚人口结构复杂，华侨众多。对于一般劳动阶层的侨胞来讲，纵使他们目前过着极端艰苦的生活，也愿意尽其所能援助祖国；上层的华侨则“缺乏坚强的斗争意志，不能立即克服其散漫与近于腐化的生活的结果”；除此之外，各侨帮之间存在诸多对立与摩擦。这些存在已久的问题都阻碍了马华救亡统一战线的发展。随着马华抗战电影运动的开展，“各组织间皆有系统的分工和有计划的执行工作，许多阶层的侨胞，都有不同方式的救亡组织，许多热情澎拜的侨众，特别是青年，在正确的领导下，从事各种救亡工作”。譬如南侨大会电影筹赈活动中，各阶层华侨都最大限度地被发动，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电影筹赈活动：上至星华筹赈会主席陈嘉庚，各侨帮领袖如侯西反、黄奕欢等名流亲自复出劝售电影名誉券；中至马来亚华侨中各富商殷户、行业精英积极购买高额影券；下至普通华侨民众踊跃参与活动，观看电影。在这个过程中，福、潮、广、客、琼、惠等各帮和衷共济，集中于救亡的总目标，在华侨群体中发挥着积极的带头作用。另一方面，马来亚的电影参与者也被积极调动起来，电影制作者、经营者、影评人以及观众都为抗战的目标而努力，“过去的以及现在的电影界派别都要在这运动中，为推进整个电影工作，必须在抗日的原则下，一切服从抗日，扫清一切为利润为个人的商业阶级，同时也可以打破‘各自为政，挽回各走极端’的危机”。总之，本次电影竞赛团结了马来亚分散的华侨电影力量，为更好地推进抗战宣传而打下坚实基础。马华电影救亡运动的开展，不仅让马华华侨各阶层与各电影相关者统一到抗战大局中，也让马华华侨与祖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谐共进。

救亡运动虽然是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一支，但是由于“马来亚是吾人友邦英帝国的殖民地”，所以，马华救亡运动呈现出外交的一面：“我们的友邦，对于吾侨的援助祖国抗战虽然站在赞同的地位，可是是有限度的，如果超过了他的限度，那是不可以的。其次马来亚是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因此马华救亡运动，就附带着国际和平运动与反侵略运动的任务，在工作上，不单要动员全体侨胞一致起来援助祖国抗战，争取最后胜利，还得争取其他民族对我国抗战与国际反侵略运动的同情与援助，因为我国的对敌战争，在实质上就是国际反侵略的战争，争取各民族的援助，也就是吾侨在国民外交上最重大的任务之一。”马华电影运动作为马华救亡运动的一部分，在国际宣传上，也展示出其力量：“在这里（马来亚），电影给我们感觉到对于动员民众国际宣传的力量，是很重要，而在表现出来的几点成绩，也是值得提供的优点。”从马来亚其他民族观众的角度来看，他们不仅从优质国片中看到了中国电影的进步，更重要的是看到马来亚的华人华侨对祖国的积极态度。在英文报《马来亚论坛报》的影评文章中，有观众认为在新加坡上映的中国抗战电影十分有感染力，并从中看到华人们的爱国之心。《热血忠魂》在马来亚侨众中掀起爱国热潮，同时也成为向世界宣传中国抗战的利器：“前曾一度公映于星洲，在各大戏院轮流公映，深得本坡华侨之赞许，即外国人对于是片亦称赞不已，可见我国拍摄此类影片，不特饶有意义，抑且更欲激发华侨爱国情绪。”除此之外，一系列优质国片发挥其争取其他民族支持的作用：“最近在南洋，曾经震动影坛，博得中外人士（不仅华侨而已）好评的，如《热血忠魂》《八百壮士》《保护我们的土地》《保家乡》《最后一滴血》《孤岛天堂》《木兰从军》及《抗战特辑》等，这些片无一不打动观众的心灵，激起浩烈的民族意识，其卖座之盛，是突破一切国片记录的。”

1939年马华抗战电影运动，不仅广泛地争取马来亚华侨的支持，让马华华侨与祖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谐共进，还争取到其他民族的援助，积极推进了外交上的胜利。此次电影运动极大地发展了马华抗战统一战线。

（二）马华抗战电影运动确立符合马来亚华侨的抗战电影艺术特征

马华抗战电影运动，通过批判落后毒素电影、提倡进步电影，进一步确立了符合马来亚华侨的抗战电影气质，即大众化、战斗性和政治性。

首先，在1939年，通俗化的抗战宣传更为重要，“在南洋，尤其是星洲（即新加坡），在抗战的今日，文化的政治动员，除开各种部门（如报章、演讲、话剧等等）外，电影的效用，由于他时间空间的优越性，与乎经常地占有广大群众的关系，实在最值得重视”。所以，马来亚的国片越发呈现大众化、通俗化的特质。其次，这次电影运动旗帜鲜明地提出“电影艺术战斗武器”，即充分发挥马来亚国片战斗艺术的特质。那威引用列宁对电影的评价：“电影的威力，是宏大的，最为电影影响大众精神生活……电影工作者，应当负责把握着这利器，使电影艺术于民族解放斗争中成长起来，使电影阵地，全线地，积极地参加战斗。”最后，马华电影运动目的是配合马华精神总动员，推动政治以赶上军事，而“电影艺术是政治的推动工具之一”，故马华电影救亡运动对国片的政治性要求十分明确：“充分地强调着斗争的政治意义。”总之，马华抗战电影运动逐渐明确马华国片的特质：大众化，以更加贴近文化素质不高以及普遍讲闽粤方言的马来亚华侨；战斗性，国片承担着最有力的武器，以组织马华全体华侨积极参与抗战；政治性，马华电影是实现抗战政治教育的工具之一。

1939年，《狼山喋血记》（以下简称《狼》）于马来亚上映，其口碑与票房双佳。该电影所呈现出来的气质代表着马来亚国片大众化、战斗性以及政治性的特质。首先，在侨众上层与下层隔膜严重、帮派地域观念陋习深厚的马来亚，“健全的广大的救亡组织的建立、扩大和巩固”是抗战救亡运动的重要任务。《狼》中不同阶层人物隔阂的消弭恰好代表着马华侨众的心声，“终而站在统一的战线上来打狼……这暗示了现在各阶层的人物的消除以往的成见，而大团结起来”。具有大众化特点的《狼》的映出，使得马华抗战电影运动争取落后电影工作者与观众的目标有了现实体现，也让不同阶层的马来亚观众集中于“抗战图存”统一战线有了新的可能性。其次，电影中所体现的“联合战线是在战斗上的联合，而且只有战斗上，才会形成联合”的战斗性内涵也让观众领悟到国片“的确是一把坚实的武器”的深刻含义。最后，《狼》也激发并提高观众团结抗敌的政治觉悟：“我们有团结的力量，拼命把它扑灭。寓有无限抗战真义。使得观众生出咬指愤恨，走上疆场，奋力杀敌之感。”总之，抗战前拍摄的国片《狼山喋血记》，因呈现出大众化、斗争性以及政治性三种特质而契合马华抗战电影运动的期许，并完成马华抗战文艺与反侵略运动结合的阶段任务，实现“文艺和政治性的统一”的目标。

（三）马来亚华人华侨通过国片实现启蒙自我及参与救亡祖国

华侨在马来亚，只有经济权没有政治权，且他们在文化活动上受到多方面的约束：一方面，马来亚华侨受殖民地政府的软化政策对待：“（殖民政府）对优秀的华侨的拉拢收买，尽量的使华侨受到殖民政府的教育而不知觉地给予麻醉，引诱或强制地使华人入外籍或者与土人同化而变做他们的臣民，至于高压政策，那便是积极摧残华侨教育，对华人文化事业实施压迫，甚至禁止华文书籍入口。”电影审查方面，1927年马来联邦修改电影管理法例，要求所有影片必须“经过新加坡检查才能上映”，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海峡殖民地对于电影审查加入了更多的政治要求。殖民地政府的真正目的，“便是要消减华侨的祖国观念，使华侨们忘却了其自身为中国人，更紧要的是消减其民族意识，使其忠顺地做殖民政府的臣民”。另一方面，马来亚华侨从事文化活动也受到中国政府的监控。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政府对海外移民向来持禁止态度。1893年之后，海外华侨的强大支持改变了政府的态度，清政府废除海禁，开始实行保护、利用华侨的政策。国民政府继承晚清对待移民政策的衣钵，并在海外推行一列侨务活动，但是其目的是利用和控制华侨。所以国家不仅没有保侨计划，反而出台各种规章制度来管控华侨团体，如1939年侨务委员会专门出台《侨团文化事业登记办法》，要求华侨开办电影院等文化宣传活动时必须按照要求登记，且在该办法发布的翌日就立即执行。由此可见，“华侨所处的是一种复杂的受着多重压迫的地位”：于国内，受到政府的利用和控制；于安身地的马来亚，面临着被驱赶、奴化为殖民地顺民的危机；于自身，可能逐渐丧失主体性，成为真正的漂泊者。而究其原因，至少有三种：第一，世界经济的不景气；第二，殖民政府的压迫及土人的排挤；第三，华侨自身的不健全。其中 “华侨自身的不健全是造成华侨不景气的现状之一个重要元素，同时也是华侨将来由不景气而没落而减亡的一个积因……何由健全起？唯一的方略便是建设华侨文化事业”。所以开展华侨文化活动是救亡运动的关键。

马华抗战电影运动是一场本着支援祖国抗战、配合抗战两周年的精神总动员而发起的文化运动，但是从这场救亡运动中，马来亚华人华侨通过国片来启蒙自我，建设自身的文化事业，实现自我的救亡。从《胭脂泪》中，观众从蚨身上反省出与旧道德作斗争的勇气：“她显然在恶势力包围下逞出妇女斗士的姿态，坚忍地和那些既逼人卖淫，复又用旧道德制裁的矛盾封建营垒决斗。”《自由天地》让寄居他乡的华侨发出呐喊：“自由，是人生存的要素，不自由，便沦为奴隶。”《木兰从军》则给观众们带去一个“现代典型的可敬可爱的”全新木兰，其“收万万女性之模范”的女性形象与华人妇女所表现出的积极参与救亡、勇敢担当责任的气质相契合。无疑，不管是《狼山喋血记》《抗战中国》等救亡意识强烈的爱国电影，还是《自由天地》《胭脂泪》《木兰从军》《银海鸳鸯》一类具有社会进步意义的电影，都起着激发马来亚华侨对自由、正义、尊严追求的作用。兼具大众化、斗争性与政治性特质的国片成为马华侨众自我启蒙的工具之一：在这些国片的激励下，华侨观众开始反省并寻找健全的自我，以期达到不被蛊惑、不被奴化的首要目标，进而实现马华精神总动员所提出的“每个侨胞的自觉”最高目标，即通过国片来实现马来亚华侨个体的自我救亡。

除了自我救亡、启蒙主体之外，国片还成为马来亚华侨参与民族救亡的重要途径与工具。马来亚华侨积极参与抗战救亡活动，“很简单，是由于民族意识的高起。更详细的说，是由于第一，教育的普及，国家与国民的关系，大多数人认识的十分清楚，所以碰到的国家危难，侨胞们使用尽财力物力，图谋抢救；第二，环境的刺激，华侨去国万里，依人篱下，受尽居留地政府的压迫，甚至于遭受虐待与驱逐，痛苦遭遇，华侨明了国事衰弱，国际地位低落的悲哀，因而发生强烈的爱国心，总之，是必然产物，而并非偶然的事象。”民族意识的高涨引导1939年文化救亡运动的开展与积极推进，而“不致忘却祖国的民族意识”是马华电影运动开展的最根本原因。

《抗战中国》是重庆中央电影摄影场所摄制的一部国内抗战实况纪录片，全片由《重庆大轰炸》《五中全会的盛况》《战争中的建设》《新运会五周年》《胜利的前奏》等五个短片组合而成。1939年远东影业公司购买其在马来亚的专映权，马来亚各大影院争相与该公司接洽映权。10月份该片在马来亚进行第一轮放映，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观本片后特别予以热烈推荐，高凌百总领事亲自为该片题词：“看了这片以后，我们自问：对国家尽了责任没有？”该片在新加坡乃至整个马来亚都引起华侨们的轰动，之后多次上映皆卖座极佳，成为1939年马来亚国片市场上票房与评价最高的电影（纪录片）。电影将领导人演讲、敌机轰炸重庆、军民联欢共同御敌以及人民修建大坝和桥梁等众多抗战实况呈现于银幕上。其中，“蒋委员长的训词”与“新兴军备”等特写镜头成为马来亚华侨们讨论的重点。在“新兴军备”中，“海外侨胞血滴捐来”的大批军备被展示，这一画面不仅积极肯定了海外华侨在后方参与抗战的巨大贡献，还激发侨胞生出一种“在这抗战中也仍是能在资财上给予国家以后援，马来亚华侨当可以以此为荣”的自豪感。《抗战中国》中一幅幅鲜活真实的画面感染着马来亚华侨，使得他们在影院“不期而然的肃立起敬”。这一时刻，马华观众通过电影与祖国的抗战连接在一起，“最后的胜利是终属我们的”成为彼此心中最神圣的信念。电影中具有感染力的声音也起到维持“民族意识的活跃”的作用。在第四个短片《新运会五周年》中，“宋美龄女士演说的激昂，她那混合着上海话，和浙江话和国语的口音，第一次在国语片上，很清晰地发出力量来。这个镜头对于未履国土久居异域的侨胞，确然有种特别亲切的感觉”。马来亚华侨大部分不擅于说国语，所以宋庆龄女士混杂乡音的演说，反而越能激发侨胞们对于家乡的眷恋与回忆。从这个角度，我们或许能够理解马来亚华侨青睐粤语片并且通过粤语电影来参与抗战救国的心理。20世纪30年代的马来亚侨胞多为底层工人，他们大部分讲闽粤方言且识字率低，粤语电影的民间故事以及熟悉的乡音都曾激发起华侨们的民族意识。而像《胭脂泪》《银海鸳鸯》《夜光杯》等具有进步意义的优质粤语电影与优质国语片一起，成为华侨了解祖国抗战并践行 “加强全民族抗战的决心与必胜的信心”这一任务的重要途径。在马来亚，华侨观众通过国片实现个体的自我启蒙，也通过国片维持民族意识进而参与抗战救亡。总之，国片让华侨在马来亚的文化建设中保持自我意识与民族意识，并且努力实现自我与祖国的双重拯救。

本文从史料出发，重在还原1939年马华抗战电影运动的真实面貌。马华抗战电影运动是东南亚华人与中国电影互动的重要个案，它使我们对中国电影在海外的传播与流通以及对华人华侨参与构建中国电影的历史过往更加明晰。这一部分的书写，也尤其关键：1939年的马华电影抗战运动对马来亚国片进行了批判与指导，其引导马来亚国片市场上的片商、院线经营者、影评人、观众等众多国片参与人员走上规范的电影工业化道路，为马来亚电影的黄金时代（20世纪50—60年代）培育良性土壤。本次运动不仅是东南亚华侨参与抗日救亡的历史明证，体现华侨与祖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谐共进以及海外华侨在抗日战争中争取外交成功的事实，也揭示出马华观众通过优质国片实现启蒙自我与救亡祖国的深刻意义。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南洋研究》专栏，第98-110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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